★★★美国汉族博士后：仙道华夏上古文明灭亡于蜥蜴人阴谋真相（第二部）/ 轉《杏花天雨谢春红 》

文献，无疑均需要改头换面，并置于儒学的主宰和支配之下。一方面，是汉王朝大量举用齐鲁、河洛等地儒生，由他们以孔学为基准，全面审查和过滤先秦至汉初等诸子百家文献，或禁，或删，或篡改，或曲解，或窜乱，或造假作伪，等等，不一而足。──这是由“独尊儒术”，反对“异端”，“勿使并进”等封建专制的愚民策略所决定的，故以齐鲁、河洛儒生，担当了这个无耻的历史角色，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则是汉儒以方术、巫术和神话等相混杂，所编成的谶书、纬书等，解说经学，使经学神学化。所谓“今文经学”，正是两汉经学神学化的代名词。而作为承载封建专制政治宗旨和神道主义思想方法的重要文篇，《系辞》不仅是今文经学其中之一，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儒家“新”经学。即是说，“《系辞》”暨所谓“《周易》”，是汉儒的出品，是今文经学的典型产物。而《系辞》“禁民为非”、“尊君”等基本宗旨，则无疑直接渊源于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和董仲舒所谓“屈民而伸君”等儒家政治主张。

　　一个是以“爱民安行”为基本宗旨，另一个则是以“禁民为非”为基本宗旨，这就是帛书《易不四马》同《系辞》两者，在易学基本宗旨上的根本区别。

　　（1－2－2）《系辞》篡改了帛书《易有四马》的基本方法

　　笔者从帛书《易有四马》（“系辞”）的“释文”同《系辞》的对照中看到，帛书“易传”《易有四马》篇里的所有“马”字，在《系辞》里几乎全被篡改成“象”字。由于“易”的基本宗旨不同，必然要造致说“易”的基本方法的不同。汉儒把以“马”解说帛书《楚易》的基本方法，篡改成以“象”解说《周易》的基本方法，可以说是帛书《易有四马》与《系辞》两者之间又一个根本区别。

　　帛书《易有四马》解说《楚易》的基本方法，是“马”。如“八卦成列，马在亓中矣。”又如“八卦以马告也。”再如“易有四马”，又再如“两木義生四马，四马生八卦”。等等。（本文所引文句，均据自丁四新《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第517页《系辞》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下同，不另注）这表明，“马”是《易有四马》解说帛书《楚易》的基本方法。

　　“马”，古通“码”。 “码”，古代计算用的筹，或投壶所用的矢。后世“筹码”一说即由此而出。如《礼记投壶》记称：“正爵既行，请为胜者立马。一马从二马，三马既立，请庆多马。”郑玄注：“马，胜筹也。”（《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65页）又如《庄子.齐物论》记称：“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马即码，也就是算筹，与数通。由此可知，帛书《易有四马》篇中所有的“马”，均指“码”，即古人计算用的筹；筹通数。古代用于卜筮的筹，多以蓍草做成（今人多用竹签），一般以五十根为数，蓍法（也称“筮法”）也有多种，这里从略。换句话说，“马”即“码”，也就是“数”，是解说帛书《楚易》的唯一基本方法。

　　“数”的本义，即序数、计数与算术等，今称为数学。先秦的数学，同天文、医药、文论（即诸子百家之学）等一样，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带头学科。古人自幼儿起即“学书计”，“书”即文献，“计”即数学。序数，指自然数的序列符号，如《汉书.律历志上》记称：“数者，一、十、百、千、万也。”计数，包含算式、计数角度和计数方法等。算式，最基本的有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计数角度，有大小、多少等方面。《管子.七法》中有“计数”之法，如“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合计六数（严格地说，方圆、厚薄等也是计数的范围）。《管子.七法》中当作“法”之一看待的，也有计数的各种基本准则，如“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合计六法（严格地说，自然数如一十百千万等，其实也属于“数”的基本法则）。数之学即数学。数是数学上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如《墨子.经上》所谓“圜，一中同长也”，“倍，为二也”，“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等，又如楚国《算数书》（《九章算术》的“母本”，1983年底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出土），即已用到正数、负数概念和正负数加减法则等。还有就是儒学“六艺”中的所谓“数”，如“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大司徒》）之“数”，其实都是与“数”、“计数”或“算术”相关的一种基本知识。这表明，我国先秦时期的数学已初具规模。以楚国而言，历来对“数”非常重视，故数学十分发达，其青铜器等手工业制器的高精水平，与数有关；楚国《算数书》更是体现了楚人对先秦数学实践和数学理论的一种初步总结。换句话说，数与万物相关联，数学的产生与发展，既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分配等物质关系密切相关，又与天文历法等现实需要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基本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数是人类生活内容的基本核心，数是人类的生活本质；数是人类社会里一个永恒的命题；没有数，就没有人类社会的文明。由此可见，帛书《易有四马》以“数”解说“易”，当与楚人原始卜筮的传承关系和先秦的数学影响分不开；尽管卜筮与数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两者的关系是不可靠的，但以“数”说“易”反映了先秦“易”学的基本特征。所谓“筮，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即是其中例子。

　　前面说过，“马”通“码”，“码”通“数”，故“马”即是“数”，已不存在任何悬念。那么，帛书《易有四马》中的“四马”一词，也就是“四数”，究竟是指哪些内容呢？这似乎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然而，由于相关史料的奇缺，目前要搞清楚这问题，似乎并不容易。据笔者大胆的推测，帛书《楚易》中的“四数”，首先当与老子的宇宙生成观有关联。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联系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的思想看，“道”即是“无”（无形，看不见），“无”即是“0”。那么， 0、一、二、三，可能即是“四数”的代称。先秦已产生并流行“十”的自然数，“十”的符号为“| ”（中间加一圆点），圆点即表示“0”，但筹算记数则多以“空位”表示“0”。这说明，“0”的自然数概念早已产生，至春秋战国已出现严格的十进位制。笔者把老子关于“道生一……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观念，概称为老子“道数”观。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数”观，认为宇宙间万物源于“一数”。所谓“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庄子.齐物论》），所谓“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曰：‘有。’”（《庄子.知北游》即说明宇宙间万物系于一数，道离不开数，数也离不开道；道、数一体，不可分割。春秋战国人崇尚“四”。《老子》有“四数”、“四大”、“四法”等，如前引“道、一、二、三”，也即0、一、二、三，是“四数”。又如“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二十五章》）这是“四大”。再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前）这是“四法”。“四数”、“四大”、“四法”等，体现了老子对“四”的重视。《庄子》也有“四数”，如“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天下》）《管子》有“四维”，如“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牧民》）等等。自然界崇尚“四”，如“四时”、“四方”、“四位”、“四性”等。“四时”指春、夏、秋、冬；“四方”指东、西、南、北；“四维”指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四位”指上、下、左、右；“四性”指曲、直、刚、柔，等等。此外，汉字造字上也崇尚“四”，如“四象”象征法（造字法），“四象”象物法（拟物法）。“四象”象征法，即“象物（形）、象事、象意、象声”；“四象”象物法，即“天象、地象、人象、器象”，等等。由此可见，“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并象征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里的一般规律或规则。诸子百家崇尚自然数“四”，多与自然界规则的“四”相契合，可以说首先源于自然界。而“四”处于0、一、二、三，或一、二、三、四的低数位置上，则体现了其基本特点。据此推论，帛书《易有四马》中“四马”即“四数”，可能与老子的“道数”观，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个推测如果成立，则帛书《易有四马》暨《楚易》的宇宙生成观，即是老子的“道数”观。“道数”观从“0”、从“一”，也即以“有无相生”为基础，崇尚低位，坚持本质。没有0，就没有一；没有低位数，就没有高位数。由此进一步推测，由汉儒所篡改而成的《系辞》暨《周易》，其之所以鼓吹和宣扬高位数如“七、八、九、六”，完全违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则当属于汉儒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所蓄意设置的，反对崇尚低位数、反对本质的一种对抗性的、颠覆性的思想布局，是一种实施愚民策略的重大举措。这些，也许就是为什么自汉至清，中国传统数学界回避使用“0”这一重要符号的基本原因其中之一。由此再进一步推测，后世儒学之所以奉行高位数概念，如人分“九等”、地分“九洲”、官分“九品”、王者为“九五之尊”等，当与后儒贯彻、演绎伪书《周易》的高位数观念有关联。

　　由此可见，“马”字在帛书《易有四马》篇里，通“码”，表示“数”，是解说帛书《楚易》的唯一基本方法，似已毫无疑问。遗憾的是，某些学者居然言之凿凿地指称，“马”是抄写者的“错讹”之字，且“绝无道理可言”。笔者认为，指“马”是“错讹”之字，毫无事实依据，是彻头彻尾的谬说，是百分之百的“政治结论”。

　　然而，在《系辞》那里，所有“马”字均遭到篡改，被换作“象”字，这就无疑彻底颠覆了帛书《易有四马》以数说易的基本方法。“象”与“马”，两者之间有着“表”与“质”的根本区别；一字之讹，解说“易”的基本方法等，也就产生了天壤之别的实质变化。

　　《系辞》解说伪书《周易》的基本方法是“象”。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又如“八卦以象告。”再如“易有四象”，又再如“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十三经注疏》上册第85、第91、第82页）等等。这表明，“象”是《系辞》解说伪书《周易》的基本方法。

　　“象”的涵义较多，先秦诸子百家用法不一，归纳而言，可分为象征、形象、现象、法象等多种意义。如《老子.第十四章》所谓“无物之象”，《考工记.辀人为辀》所谓“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指象征。又如《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谓“天事恒象”，指现象。再如屈原《离骚》所谓“象设君室”，指形象。又再如《管子七法》之“象”，则指“法象”、法则，等等。尤其《管子.七法》中的“象”，涵义更加宽泛。如 “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义”之“象”，指利人等公义、正义的事理；也指言行符合一定的规则。“名”之“象”，指逻辑学中的概念，与“实”相对。“时”之“象”，指时辰、日月、春夏秋冬四季序列与其气候、气象等。“似”之“象”，指相像。“类”之“象”，指法象或法则，也指逻辑学中的推理等。“比”之“象”，指比拟、比喻、比象等。“状”之“象”，指外表、形象、形态，也指与“状”相关联的物体。义象、名象、时象、似象、类象、比象、状象，计七象。在七象中，可归纳成“象征性”、“象物性”两个基本类型。所谓“象征性”，指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如义、名、时、类、比等；所谓“象物性”，指似、类、状等。但两者之间的用途有时还存在重叠现象，如“类”，既可用作法式等概念，又可用作“类似、比类”等概念，“象物性”物象中也可以使用“象征性”手法的，等等。由此可见，《管子》一书的“七象”说，虽说可能并未全面囊括所有“象”，但可以说是对先秦时期“象”概念的一次基本总结。然而，在《系辞》那里，“象”的基本涵义虽然也具有“象征”与“物象”两个方面，但其范围却缩少了，变成仅指卦象之类图象，和象征天、日、山、泽之类；尤其后来使用“象数”一词，“象”义却变得更加表面化，也即形象化，甚至于神秘化。至于“象数”问题，留至后面再作介绍。

　　必须指出的是，“象”在《系辞》那里有“四象”，如“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的涵义究竟是指哪些呢？这同“四马”即“四数”一样，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综合相关资料，可归纳为六种传统说法。即指金、木、水、火；指“四季”即春、夏、秋、冬；指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指宋儒以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为四象。此外，《十三经注疏》孔颖达疏引庄氏：“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定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为四象也。”又引何氏：“四象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一也；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三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四也。”据此不难发现，以上六种提法多属于虚指；虚指即缺乏现实生活里的事实依据，甚至于有神秘化趋向，这无疑就是伪“四象”了。有伪“四象”，就必有真“四象”；即是说，《系辞》中的“四象”，是对真“四象”的一种讹窃。所谓真“四象”，即指现实生活里存在着与事实相对应的相关名词。据笔者初步的研究，在古代，“四象”包含了象征性“四象”与象物性“四象”两个基本方面。象征性“四象”，由西汉末刘歆在《七略》一书中所提出，如“象物（形）、象事、象意、象声”，认为四者是古人的“造字之本”。（见《汉书.艺文志》）。笔者称为“造字四象法”。物、事、意、声，是人类社会赖以构成的四个基本要素，是“四个宇宙模式”；以象征性手法来对待物、事、意、声等，这是所谓象征性“四象”。象物性“四象”，是笔者从汉字结构的部首偏旁上总结出来，是对“象物”一法的演绎。有四个基本内容，即“天象”、“地象”、“人象”与“器象”。 “天象”，如日、月、云、雨等；“地象”，如土、水、草、木等；“人象”，如口、目、手、足等；“器象”，如车、舟、戈、皿等。汉字之所以具有一定的“物质性”，即渊源于此。以象物性手法来对待天象、地象、人象与器象等，这就是象物性“四象”。笔者把“象物性四象”，简称为“物四象”。（见拙文《造字“六书”说之驳正》、《汉字“象形”说、“鸟迹”说之驳正》等）象征性“四象”（这里简称为“象四象”）是对人类所面对的各种物质和精神等的活动状态的一种基本概括；“物四象”，则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里各种物质状况的一种基本概括。两种“四象”，均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本内涵和重要标志，既是科学的认识论，又是科学的方法论。以“象四象”而言，所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内容，全为物、事、意、声四者所涵盖。象，即象征。物，即物质、物体；事，即人类的思想、言论和行为的综合活动形态；意，即思想、知识和情感等；声，即以音态形式为主的言论和其他各种声响。象征物质（体），象征事态，象征意设，象征声音，虽说是体现于汉字造字法上的四种基本方法，却不无反映了人类思想活动的四个基本范畴和四种基本的思想方法。其基本特点，是象征性。以“物四象”而言，所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物质，全为天象、地象、人象和器象四者所涵盖。象，即形象、现象、图象（像）。天象，泛指的日月星辰、气候等所有空间现象、形象等；地象，泛指地球上的水土、动物、植物、矿物等物质现象、形象等；人象，泛指人类自身器官如口、眼等的生理构造现象、形象等；器象，泛指由人类制造的宫室、农器、兵器、生活用器、交通工具等器物现象、形象等。天象、地象、人象、器象，虽说是汉字部首偏旁中四类物质现象和形象的符号，却不无反映了人类绘制图象的四类基本对象。其特点是象物性。由此可见，“四象”的涵义包含了现实生活里的两类重要内容，一是象物、象事、象意、象声，表示人类思想活动的四个基本范畴和四种基本的思想方法；另一是天象、地象、人象、器象，则表示人类绘制图象（像）的四类基本对象和四类图像。换句话说，“象四象”和“物四象”，即物、事、意、声和天、地、人、器，是古人对人类社会的物质范畴和精神范畴的基本描述，它们与现实社会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既是先秦古人一种科学的宇宙观念，又是一种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然而，《系辞》把帛书《易有四马》的“四马”篡改成所谓“四象”，即不仅直接抹杀了帛书《楚易》以“数”为说“易”的方法的重要史实，而且直接解构和抹杀了作为科学宇宙观、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象四象”与“物四象”。更有甚者，一字之讹，即把表示人类生活本质的“数”，讹成表示表面的“象”，也就是本末颠倒了。笔者指《系辞》中的“四象”，是伪四象，所据即此。


　　至于所谓“两仪”，帛书《易有四马》的“释文”（指“《系辞》释文”）作“两木義”，另一说帛书《楚易》的原文作“两鈟”（见链接1）。木義，“附般着岸也。”（《类篇》）应劭训作：“木義，正也。”孟康训作：“木義，附也。”（见《康熙字典.木部》）又“鈟，钩鱼也。”（《说文.金部》）鈟，即钓。由此看来，不论是“两木義”或“两鈟”，其义均与“两仪（儀）”不相通，这里暂且搁置不提，待考。值得指出的是，在《系辞》那里，“两仪”指“阴阳”或“天地”。然而，“仪”的本义或引申义，通法式、仪器、仪礼等，却从不与“阴”、“阳”和“天”、“地”相联系。这说明，“两仪”一词是汉儒对先秦“五仪”科学概念的一种讹窃。所谓“五仪”，本义指规、矩、准（悬垂线）、绳（墨斗）、水（水平尺）五种科学工具（见《墨子》、《尉缭子》、《管子》等），引申为法则、法式等。“两仪”即规与矩，是其中最为常用的两种基本法式或工具，是“五仪”的代表。史实昭示，春秋战国人通过“规矩”这些基本法式，不仅可以科学地产生出各种“象四象”和“物四象”等精神产品，促进制图学和几何学等数学的全面发展，而且以此为基本准则，判断是与非，维护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说，规与矩“两仪”，既是产生和促进制图学和几何学等数学发展的重要工具，又是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基本法则。然而，《系辞》把表示“规矩”这一科学概念的“两仪”一词，讹作“阴阳”概念等，即不仅直接解构和抹杀了“规矩”这一科学概念的重要性，而且把“阴阳”这一阳光向背概念，予以神学化、神秘化。后世儒家之所以不讲任何“规矩”，当与此不无关系。

　　象征性“四象”与象物性“四象”，是现实社会生活里的两类重要内容，有着与之相对应的大量生活事实；它们有着相关的科学内涵，直接关系到人类正常智力的开启和提高，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两个思想文化学科。而《系辞》里的伪“四象”，其内涵则多以虚指化和神秘化为用，毫无事实依据，其解构和抹杀真“四象”的企图，非常明显。至于把表示“规矩”的“两仪”，讹作表示“阴阳”等，其手法和目的等，当与“四象”相同。

　　“马”（码）表示“数”，“数”表示事物的实质、本质。这体现了先秦人正确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宇宙观念。“象”表示“形”，“形”表示事物的表面、外貌。将“马”篡改为“象”，即等于将“质”讹变为“形”。以“数”说《易》，和以“形”说《易》，其准确程度如何，姑且不论；而后者舍本求末，以虚为实，以曲为直，以非为是，则是对先秦宇宙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的一个历史性颠倒。为此，笔者有充分理由认为，以《系辞》为说易方法的伪书“《周易》”即《汉易》、《儒易》，民间偶尔用来玩一玩也许为害不大；但用来统率群经，甚至主宰和支配中国人的思想文化等，则其祸害无穷。中国人的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等，之所以从东汉末、魏晋至唐朝数百年间，逐渐地发生质的讹变，当与《系辞》暨伪书《周易》即“《儒易》”的作用，不无关系。

　　从“爱民安行”的基本宗旨，到“禁民为非”的基本宗旨；从帛书《易有四马》以“马”说易的方法，到《系辞》以“象”为说易的方法等，两者之间毫无共通之处，均是汉儒反其道而行之的一种篡改性行为。其实质，是篡旨夺文。基本目的，在于疯狂地解构、颠覆先秦相关科学概念的同时，建构起汉儒的神道主义思想方法，为推行儒学神学化，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服务。

　　由此可见，不论在易学的基本宗旨上，还是在说易的基本方法上，帛书《易有四马》与《系辞》之间是两种本质不同的易学构态。《系辞》是汉儒对帛书《易有四马》实施篡改而成，而《周易》《易经》则是汉儒对帛书《楚易》“易经”实施篡改而成；其实质是篡旨夺文。由汉儒新构的所谓“《周易》”，其实是一种“汉易”、“儒易”，具有神道主义特点。换句话说，由于基本宗旨和基本方法的讹变、蜕变，帛书《易有四马》不是《系辞》，《系辞》不是帛书《易有四马》；帛书《楚易》不是“《周易》”，“《周易》”不是帛书《楚易》。由此推论，把帛书《楚易》说成所谓“帛书《周易》”，把帛书《易有四马》说成所谓“《系辞》”，不是一种以事实为依据的严肃的学术结论，而是一种以中国专制意识形态取向即儒学为依据的政治结论。而严重脱离史实的相关政治结论，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谎言。

　　xianzhen

　　我明白了！”易有四马“那个意思是蜥蜴有四个脚可以跑路，《系辞》则表示这四个脚是系在蜥蜴身体上的，

　　在加上”十翼“，蜥蜴加上翅膀，

　　哈哈，那个原始的汉朝的龙的形象就出来了啊

　　孔子“君子不器”是反对科学与技术的政治大纲
　　xianzhen


　　“君子不器”，语出《论语.为政》。
　　“器”是科学与技术的代名词。孔子“君子不器”（含“大道不器”，下同），意即主张王者和王者之道，不得讲求“科学”与“技术”等。这是孔子主张王者与王者之道必须反对科学与技术的一个政治大纲。考其实质，是为实现其恢复周道的所谓“礼治”，而消除“障碍物”。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自汉至清那漫长的“礼治”时期，历代王朝之所以要抑制科学与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这显示，孔子是扼杀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历史主谋。

　　据笔者初步考证，“器”是人类社会智慧的产物。它不仅蕴含着自然科学与技术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蕴含着“有法所度”（法治）关系、“名实合为”关系等社会科学的知识。而“君子不器”，却不仅反对自然科学和技术，而且反对社会科学，把科学和技术视之为所谓“异端”。 历史显示，实行“君子不器”主张的结果，是促成“道”与“器”的彻底分离，不仅导致中国的文明，同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严重相脱离，导致手工业生产（制器）等物质形态的严重倒退，给整个民族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匮乏的灾难，而且导致“名实”关系分离、“义利”关系分离等畸型意识形态的产生和泛滥，从而造成民智不振，造成普遍人的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等人文灾难。毫无疑问，孔子缔造了一个畸型的所谓“东方文明”。


　　本文拟就“器”是科学与技术的代名词，“君子不器”是反对科学与技术的政治大纲，“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孔子反对科学和技术的最好脚注，以及“君子不器”的历史负面效应等几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探究。
　　呵呵，我知道了！儒教是外星蜥蜴人压制地球人自然科学的最重要工具、最大阴谋！！！

　　中国先人探索科学知识，起源于石器时期。从考古资料上得知，中国古代科学，首先发源于几何学。如近年湖南发现距今7300年的刻石星云图。岳阳君山岛西部乌龙尾新石器文化遗址附近的一处岩石上，刻有许多八角形、同心八角形等图案等。被认为是继江苏连云港将军崖新石器刻石银河图如出一辙。云南云县芒怀出土了6000年前的石版方格网图。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5000年前的玉版图等。甲骨文里也存在着不少几何式的字符图形。而在商周青铜器造型上，则体现了更为丰富的几何知识，如直角形、正三角形、矩形、正方形、弧形、棱形、等边三角形、椭圆形等。（据自拙文《书法对硬笔制图文化的变相封杀》）至春秋中后期，楚系青铜器如《云纹禁》、《王子午鼎》和稍后的《曾侯乙编钟》等，其居当时世界一流的精湛的制作技术和科学知识，更是体现了其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水平。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有着源流久远的历史。

　　制器水平体现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而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又总是与社会科学等的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因为自然科学的方法直接源于社会科学的方法，反过来又促进社会科学等的发展。

　　春秋时期，是我国科学与技术大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高峰期。特别是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教育学等，与自然科学如几何学、数理学、力学、光学等的发展，结伴而行，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全面地拉开了中国古代科学运动的历史序幕。在政治学领域里，成就最大的，当首推各国的政治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各国均以探索“以法治国”为主，“法治”成为当时的普遍观念。齐国的管仲，南方楚国的孙叔敖，郑国的子产、邓析，晋国的范宣子，宋国的墨翟（约跨越公元前500年上下，与孔子、鲁班等并世）等，均先后相继提出了“以法治国”的重要命题，即是其中典型例子。在南北方各国探索以法治国的政治实践中，产生了不少专题的各国法律文献，如楚国孙叔敖为所制订的楚国刑书《仆区》（见《左传.昭公七年》），郑国子产铸《铜刑鼎》（旧称“铸刑鼎”），邓析的《竹刑书》，晋国赵鞅据范宣子的刑书而铸《铁刑鼎》等，均是著名的“刑法”文书。简帛是当时所有刑法文书的基本载体，铜、铁鼎刑书则是一种特殊的“颁布”形式。春秋各国刑书，尽管立法内容和立法精神等，今已不易详考，但却蕴含着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早期社会科学的探索和实践，体现了时代的巨大进步，同时并为战国初期魏国李悝编写《法经》六篇和《李子》三十三篇（传已不存）等，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事例。

　　在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中，对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取得较大的成就者，要首推墨子。墨子的思想，是春秋时期科学思想的典型例子；《墨子》一书，则是春秋时期科学著作的典型例子。这里仅介绍点滴，以见一斑。

　　首先，墨子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如几何学、力学、光学等，诸子百家皆望尘莫及。几何学阐述了“体”、“兼”、“端”、“尺”、“方”、“圆”等的基本定义和作用，如圆的定义，即“圜，一中同长也。”（《墨子.经上》）方的定义即“方，柱隅四罐（缶作讠）也。”（《墨子.经上》）力学阐述了时间和空间关系等，如“久，弥异时也”（《.经上》），“久，古今旦暮”（《.经说上》）。光学阐述了投影和针孔成像等，如“景不徙，说在改为”（《 墨子.经下》），“景到，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 墨子.经下》）等。墨子有关自然科学的这些论述，在其他诸子文献里并不存在，这说明墨子具有独到之处。其次，在社会科学方面，墨子的成就也冠居百家之首。春秋诸子率先兴起了“名实”关系的辩论，如老子主张“名”即“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孔子主张凭权位以“正名”（《论语.子路》）；墨子则主张“取实予名”（《墨子.贵义》）等，体现了当时名学观念的流行。尤其墨子主张“取实予名”即“名实合为”的命题，明确地指出“名”（辞、概念）是“实”（实物、事实）的反映，具有严密的科学性，是对孔子企图以事实迁就名称的荒谬主张的一种有力批判。墨家还为名实之辩提出了任务，“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子.小取》）换句话说，墨子的“名学”即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规则，以帮助人们正确地思维和认识客观真理。远在公元前七世纪到六世纪，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的思想家都研究了有关的逻辑问题。《墨子》中《经上》、《经下》等六篇和《荀子.正名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逻辑著作。”（《辞海.逻条》）这说明，中国的逻辑学研究，在春秋时期即已获得初步的成就。再者，墨子在社会政治观念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科学性。如“尚贤”、“尚同”、“贵义”、“兼爱”、“法仪”等，均是其中的典型事例。墨子认为天下之“政”是“天下”人的，因此主张推行“义政”；“义政”即以“举公义”和“正义”为主。“义”即“利”。 “兼爱”即人人平等。“义政”的最终目标，是“兴利”和“尚同”（“壹同”利益，也即同利、均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做到“义”与“利”的高度统一。所谓“饥而得食，寒而得衣，劳而得息，乱而得治”（《 墨子.尚贤下》），所谓“大不攻小，强不侮弱，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墨子.天志下》）即是“义利”一致的最高体现。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的，墨子主张重视“治政”。“治政”是“接政”、“为政”、“发政”等的总称。“治政”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尚贤”和“有法所度”等。“尚贤”即以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出具备贤能和深受民众信任的国君和各级大小官吏。“有法所度”即“法治”，也就是主张以百工治器那一套科学的方法来治理社会的政事；“人无幼长贵贱”（《 墨子.法仪》），立法当以“天之志”即民意为基础，“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墨子.法仪》）。“仁”即“体爱”；“爱”即“爱人利人”。此外，还有其他如“节用”、“节葬”、“非攻”、“非命”、“非儒”等等政治主张，均具有一定的社会科学性，这里不作详述。由此可见，在墨子那里，人人平等，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等均视以“壹同”，既人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又没有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区别，没有贫富两极的社会危机等。墨子的社会政治观念，以普遍人的基本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故带具普遍价值和普遍意义，具有相当的社会科学性质。而墨子所有这些具有相当科学性的社会政治观念，当与墨子其他的社会科学成就和自然科学成就分不开，是同一思路的产物。

　　墨子的科学成就，可以说是对春秋时期各国主流社会思想、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一次总结、继承和创新。尤其在政治上，他不仅严肃地揭露和批评了当时社会上那些弱肉强食的丑恶现象，以及自私浅薄而只顾自己享受、享乐的王公贵族，而且针锋相对地揭露和批判了孔子其人的各种政治主张，明确指出其学说不可以引导民众。尤其在逻辑学方面，对后人的影响巨大，孟子、荀子等战国诸子均有所继承，所谓孟子、荀子“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晋书.隐逸传-鲁胜〈墨辩注序〉》）即是证明。至于几何学等自然科学，其影响至魏晋六朝依然存在，三国赵爽（君卿）《周髀算经注》上有关勾股定理的几何图证，刘徽《九章算术注》所作大量几何图例，南朝祖冲之父子所作有关圆周率的几何图例等，可以说均是对墨家几何学的继承和发展。后人之所以自发地把墨学与孔学并称为“显学”，甚至自发地认为墨学的影响力超越于孔学，均有所依据。所谓“孔墨徒属弥从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尊师》）所谓“天下学说，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所谓“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而不得也。”（《庄子.天下》）等等，即足以证明墨学的科学性。换句话说，墨子是我国古代科学独一无二的典型；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墨子就是古代科学，古代科学就是墨子。

　　春秋时期的技术，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墨子》和《考工记》均有所涉及。如《墨子》中《公输》与《备城门》等篇，记载了公输般攻城器械“云梯”，和墨子的“守圉之器”等，这些可能是当时较为先进的军事攻防器械，但其具体的技术细节仍有待进一步作探究。《考工记》记载了造车技术、青铜器冶铸技术和建筑技术等古代技术。以青铜器为例，虽说其冶铸技术起步晚，但后来居上。其中“金有六齐”，介绍了不同器械在铜、锡配置上的不同比例，即具备一定的先进性。而考古出土的春秋中后期楚系青铜器《云纹禁》、《王子午鼎》和稍后的《曾侯乙编钟》等，其所使用的失腊法和分铸法等技术，印证了当时的技术水平，有些方面甚至是居世界一流。从相关的古文献和考古资料上看到，注重实用与理性，是技术的重要特点。

　　春秋时期的技术，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墨子》和《考工记》均有所涉及。如《墨子》中《公输》与《备城门》等篇，记载了公输般攻城器械“云梯”，和墨子的“守圉之器”等，这些可能是当时较为先进的军事攻防器械，但其具体的技术细节仍有待进一步作探究。《考工记》记载了造车技术、青铜器冶铸技术和建筑技术等古代技术。以青铜器为例，虽说其冶铸技术起步晚，但后来居上。其中“金有六齐”，介绍了不同器械在铜、锡配置上的不同比例，即具备一定的先进性。而考古出土的春秋中后期楚系青铜器《云纹禁》、《王子午鼎》和稍后的《曾侯乙编钟》等，其所使用的失腊法和分铸法等技术，印证了当时的技术水平，有些方面甚至是居世界一流。从相关的古文献和考古资料上看到，注重实用与理性，是技术的重要特点。

　　科学是关于社会、自然和思维的知识。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实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改造世界的指南。墨子的学说不仅符合这一定义，而且正是沿着这个基本方向走。科学的基本特点，是重视实用与理性；技术的基本特点，也是注重实用与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与技术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最失败的中国教育是秦汉至清二千年

　　陈捷夫

　　最失败的中国教育，正确地说，是秦汉至清二千年。依据是，普遍人既无没一般的文化知识，又无一定相应的科学技术知识，更有甚者，是全民毫无是非辨别能力，公义丧失，正义不存，大欺小，强凌弱，民不聊生，社会暗无天日。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谓“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等，即充分折射了其历史社会现实，是不容置疑的。究其历史原因，是专制灵魂在作怪，孔学儒家当道，国体哀败所造致。

　　从宏观上看，近代的中国教育存在着种种不足，最主要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推行所谓“中体西用”。什么是“中体”？“中体”即孔学之体。什么是“西用”？“西用”即国外科学与技术。“中体西用”的实质要害，在于把“体”同“用”也即“道”与“器”，作强行割裂，使国人的灵魂分裂，变成不伦不类。辛亥革命以来，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均推行尊孔读经，使“体”与“用”不相衔接；新中国至今，本质上仍然是搞“中体西用”，使“体”与“用”不相衔接，继续分裂国人的灵魂，使之不伦不类。

　　尽管中国的近代教育如此混乱而不容乐观，但由于国外先进科学与技术的引进，这就使得国人能够多少获得一些真正知识，弥补灵魂的匮乏，改善灵魂的营养不良症，降低灵魂的受害程度，仍不失为好事一件。

　　近日一些帖子在别有用心地抨击中国近代教育，其旨意似乎是，应关闭中国人的灵魂“国门”，一刀切地实行孔孟之道教育，全面复辟封建专制的教育体系，抗衡现代民主潮流，如此而已。

　　孔儒批判
　　陈捷夫


　　君臣父子”观、“天命”观和“克己复礼”观等，是孔子政治思想主张中的三个重要内容。古今社会实践表明，父子关系完全不同于君臣关系。“君臣父子”观，既使君、臣、父、子的名分固化，等级化，又将君臣之间的政治雇庸关系，同父子之间的血缘宗法关系混淆化。古今社会实践又表明，以私拟“武力”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不等于“合法”的政治权力。“天命”观既将以私拟“武力”为基础的君主政治权力，予以合法化；同时又将由此而人为造成的“上尊下卑”的种种政治等级差别，予以合法化。中国古代文献资料显示，古代礼制的内容众多而纷繁，而森严的宗法制、等级制和荒谬的天命观等，是构成西周社会制度即“礼”的三个重要内容。“克己复礼”观，不仅鼓吹和宣扬复辟西周礼制，而且鼓吹和宣扬人们要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去复辟周礼。不难看出，孔子的政治思想主张充满着荒谬和野蛮，是一个政治思想陷井。它不仅为后世那些上压下，富欺贫，强凌弱等反人类行径，提供了政治理论依据，而且成为后世“官本位”的思想渊源。

　　后世儒家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思想。为了巩固和维护家天下封建专制的统治，孔徒们殚精竭虑，不择手段。西汉董仲舒等提出了“三纲五常”等，宋朝朱熹等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等，使孔儒不断适应新形势的政治需要。但新瓶装旧酒，万变不离其宗，其为“官”的宗旨并没有变。“天命”观为官，宗法制为官，等级制等也为官。“礼”为官，“仁”也为官；“忠”为官，“孝”也为官。“名份”为官，“教化”也为官。“克己复礼”为官，“三纲五常”为官，“存天理，灭人欲”也为官。换言之，政治为官，思想为官，文化为官，伦理道德为官，教育为官，选官为官，等等。一句话，孔子及其儒家，为官而生，为官而死，视权力如生命。“官本位”成为孔儒这一封建政治学派的显著本质。当着孔儒以所谓“仁义道德”作为幌子时，深具迷惑性和欺骗性；而当着孔儒与权力合二为一，浑然一体时，即形成了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变更和生产力的发展的严重制约，危害性更大。“皇权”是保住了，但视人类文明为粪土，以牺牲中国平民大众的思想、人性、人权、自由和平等等根本利益为巨大代价。中国平民大众的人生价值，岂是同孔徒一样，为了“保皇”而生存？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张虽然产生于春秋末期，其旨在宣扬、维护和恢复西周的奴隶主专制制度，但是遭到中国北方各国人民的共同唾弃；尽管战国孟子也作过继承和宣扬，但对先秦社会未曾造成重大危害。自西汉以来，由于董仲舒和朱熹等大儒分别相继的发展和粉饰，孔子及其儒家的政治主张一直获得了所谓“正统”地位，并获得推行。历史昭示，孔儒主宰中国政治领域的二千余年来，并没有让人民真正地过上“人”的生活，让中国走上真正强大的道路，而是让人民过着低于“人”的生活，让中国越来越潺弱，以至于直接导致了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的歧视、入侵和民族灾难的接踵而至。“前世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一》），当今中国人应当深深地吸取这一惨重的历史教训。

　　孔子的政治思想，对于后世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者而言，是明灯，是宝贝；而对于中国平民大众而言，却有如遮日之乌云，二千年“如长夜”，是痈疽。孔子是一位封建政治家，更是中国秦、汉至清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阶级的政治设计师。而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学派的儒家，既是 “皇权的代理人”，“权贵”中人，同时又是孔子政治思想上的忠实推崇者和推行者。孔儒是中国一切腐朽思想文化的历史总根源。

　　当今世界的文明主流，是民主治政；民主治政的时代潮流已席卷全球，不可逆转。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决不能倒退回画地为牢的帝王年代里去，而应当实现治政上与世界相拥抱。如果说，20世纪是中国人追求民主和科学的启蒙时代，那么21世纪的中国，必将是中国人继续追求、并最终实现民主和科学的伟大时代。在孔儒政治的独尊下，中国在治政和思想等领域里几乎凝固了二千余年，寸步不前。当今中国人不需要孔儒或任何“圣人”指导下的所谓“民主”；当今中国人要的是没有孔儒政治思想的现代民主。中国人应当远离孔儒政治，而实现民主治政。所以说，中国人决不能再为孔儒而生、为孔儒而死；中国人应当人人为自己而生、为自己而死。

　　没有孔儒政治的民族，将是追求进步的民族；没有孔儒政治的社会，将是追求进步的社会。让孔子及其儒家那一套腐朽的政治思想，永恒地陈列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去吧！

　　中国历史上的批孔活动从未停止过，至今方兴未艾。本文也是其中之一。

　　xianzhen

　　孔儒意淫”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其实，”埃及来仲尼，中国两千年长夜，暗无天日，被仲尼遮住了，隔离了自然“。

　　孔子“有教无类”是愚民的教化大法


　　“有教无类”真实的意思是：我只告诉你我的结论，不告诉你为什么，我只要你听我的。原理只有我懂，你不懂，呵呵。

　　“类”是中国古代逻辑学关于推理原则的基本概念之一，是一个逻辑术语；它直接关系到人们对知识的撷取、提升和把握。“有教无类”，即是有教化而不讲逻辑；不讲逻辑的教化，其实质是愚民的。在《辞海.类条》里，“类”的含义之一“类推”和“法式”等。在第二义项中指出：“在我国古代逻辑学中，类是关于推理原则的基本概念之一。”

　　“有教无类” 作为孔子愚民教育思想中的愚民教育大法，与孔子政治上的愚民主张完全相一致，是其愚民主张里的教育产物。

　　如《论语.泰伯》记称：“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意是说，要让平民大众顺从着统治者的命令做，但不能让平民大众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又如《论语.阳货》记称：“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大意是说，要保证“上人”即统治者的高度智慧性，与“下人”即平民大众的愚蠢性，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得转移。

　　然而，要如何实施“愚民”呢？最简单而明确的答案，即是“有教无类”。

　　孔子不仅本人不讲逻辑，而且其思想被贯彻在所有儒家经书中，甚至影响了中国二千余年的文化格局。《论语》如此，其他儒家经籍是如此，中国二千年来的模糊文化，也概莫能外。而中国古代直至周朝末年的逻辑学，之所以遭到禁毁，当与孔子“有教无类”的愚民教育大法不无关系。

　　后世儒生狡辩说“有教无类”是不分贵贱录取学生，在孔子之世毫无实际意义。因为这之前，郑国的思想家邓释办过私学，与孔子同时的改革家少正卯也在举办私学，其他国家也有举办私学的，但至今并没有任何资料体现出他们录取学生是以贵贱为标准的，大家都是不分贵贱的录取学生，孔子并没有特殊的。所以说，有关“有教无类”是不分贵贱录取学生的观点，毫无意义。至于孔子录取学生的标准，他在《论语.述而》中已明确交代过，即以“束修”即礼物之有没或多少为基本标准。那“束修”可大可小，就并不是一般平民可以轻易拿得出来的。这事例说明，孔子录取学生不讲贵贱的提法，是站不住脚的。

　　集中体现“类”在中国古代逻辑学中的相关概念作用的，当推《墨子》一书。

　　在《墨子》一书里，涉及到“类”的记载不计其数。如《墨子.经说上》记称：“有以同，类同也。”又如《墨子.经说下》记称：“一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再如《墨子.经下》记称：“止，类以行人。”等等。《辞海.类条》归纳了“类”在《墨子》一书里的逻辑用途，认为“类”与“故”，是“ 中国古代逻辑学中关于推理和论证的原理和方法的基本概念。”同时在“故和类”条中一并指出：“‘故’指事物的原因、条件；‘类’指事物的相似或相同。在逻辑上即指理由和关系。墨子最先提出了‘明故’和‘察类’的逻辑原理。后期墨家具体地把‘故’分为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和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还提出了‘（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墨子.大取》）和‘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墨子.小取》）的逻辑思维的原则和方法，认为推理或论证，都必须依据种类关系，按照一定的理由来进行。他们对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原理作了很好的总结。”（《辞海.故条》）

　　由此可见，“类”作为逻辑推理上的一个种类关系，其对相关论证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称“类”与逻辑有关，即据此而出。“类”被后世用作“类推”、“类比”等等论证手段，均与对种类的区别、推断和鉴定相关。依此推断，“有教无类”中的“无类”，所指当是不予种类的比较或鉴别，也就是主张“教化”上不讲逻辑。

　　“无类”一词在其他儒书也使用过。如《礼记.缁衣》记称：“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定，行无类也。’”郑玄注：“类谓比式。”孔颖达疏：“言行之无恒，不可比类也。”可见，“无类”在这里是当作“行为的法式比较”或“行为的法式鉴别”来解读，而不是当作所谓“不分贵贱”来解读。进一步说，“类”与逻辑学有关，孔子是清楚的。如《礼记.学记》记称：“知类通达。”郑玄注：“知事义之比也。”可见，“类”即种类；“知类”即是对事物种类的比较或鉴别，通过比较或鉴别来获得广博的知识。“类”在这里，直接涉及到前面所说的“逻辑推理上的一个种类关系”。在古代，“无”通“毋”，“毋”即禁止、不得。由此可见，“有教无类”的“无类”，所指当是在“教化”中，不得教予一般的逻辑关系。而不讲逻辑关系的“教化”，其结果必然造成人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即只看到表象而不看实质的思维定势和思想层次。这就大大有利于家天下的封建专制统治。换句话说，“有教无类”是孔子有关愚民的教育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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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必要指出的是，据说在美国51区，外星人教地球人时，确实都是在用“有教无类”的方式，不把相关原理告诉地球人。

对儒教有歇斯底里的愤恨之情。从而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真汉的渴求与向往。但社会趋势如此，寥寥几人摇旗呐喊又唤醒的了谁？革命是要流血的。
　　

　　先生说的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关注别人不关注的，才能成为被关注的，民族才有希望。

　　评方舟子和儒教徒的逻辑

　　儒教徒的逻辑：屎，你又没吃过，怎么能说臭呢？

　　屎，很多人一闻就被熏跑了，可是儒教徒们却吃着很香，说，你又没吃过，没好好品味儒教经典，怎么能说儒教经典臭呢？

　　转基因也是这样，把植物的基因跟能分泌毒素的细菌的基因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种子生出来的必然是有毒的。
　　方舟子说你又不是转基因专家，没研究过生物学，你怎么能说转基因有毒呢？
　　这就好比说：你又不是吃屎专家，怎么能说屎臭呢？

　　方舟字在这里犯了一个最基本的科学错误，他不知道“黑盒测试”是什么。
　　“黑盒测试”就是说，我不管里边的细节如何，我只看外部的输入输出，就判断出来有没有问题。

　　比如说，电视黑屏坏了，就是内部有问题了。
　　方舟子会狡辩说：你又不是电子专家，怎么能说这电视坏了呢？怎么能说电视不能看呢？

　　我看电视，还非得成为电子专家么？

　　方舟子真不如说：你又不是吃屎专家，怎么能说屎臭呢？

　　你又不是养猪专家，怎么能说这毒猪肉臭呢？

　　你又不是儒教专家，怎么能说儒教的坏话呢？

　　你又没信仰过马克思主义，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不好呢？

　　你又不是黑社会老大，没有在黑社会里呆过，怎么能说黑社会不好呢？

　　你又没吃过屎，怎么能说屎臭呢？没有吃过就没有发言权。

　　方舟子和儒教徒的逻辑就是这么变态。

　　哎，你们吃屎之前，就闻不到臭味，不会先闻一闻么？或者问问别人。

　　走出灰色的兴汉运动大陷阱
　　xianzhen
　　自从十年前接触了汉网，我一夜之间变成皇汉，从那起，开始了十年的为汉民族而战斗的历程。

　　可是，这十年里，常常一想起来汉民族历史和现实中的惨痛，就感到灰蒙蒙的挺压抑……

　　这种压抑，在加上个人力量上的无奈，看天也是灰蒙蒙的，感觉生活的不快乐。

　　有时想，还是怀念以前不知道这些时无忧无虑的生活，蓝蓝天白白云。

　　可是，我自己个人是正义感特别强的人，知道了这些事情，那么对抗这些事情就成了一种“瘾好”一样难以放下。

　　经过这一段时间对历史的深入考察，发现问题竟然真的出现在“汉”自身上，汉是异族蛇人，来自古埃及，灭亡了古中国，然后把我们都改族叫成汉人，同时蛇人大规模混入中国，用儒教思想灌输，血祭蜥蜴人，都被说成了蛇人的后代。埃及汉与通古斯满，汉满一家，都是我们中国的敌人。这样的一个民族，天理难容，绝对的是要彻底消灭的啊！消灭汉族，是上帝的意旨；

　　汉绑架了全体中国原住民。同胞们，不要在认贼作父了，不要再说我们是汉人了，快快脱离汉族吧，去汉化运动即将席间神州。不要为汉族做陪葬了，不脱离汉族，就将被淹没在上帝消灭蛇人的运动中。

　　汉是我们的仇敌，不共戴天的仇敌，灭亡我们上古文明的仇敌，抽换我们祖先的仇敌。

　　我们不要再兴什么汉了，而是要充分认识到我们上古仙族亡于汉两千年，我们要复兴的是我们自己的上古仙族，而不是汉族。

　　之所以有时仍然用“兴汉运动”术语，是出于历史原因，因为目前汉绑架了全体中国原住民。

　　我们是上古仙族人，是楚人，JEW，犹太人，就是不是汉族人！

　　世界又充满了阳光，天蓝蓝，云飘飘。

　　“误落汉网中”

　　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
　　误落汉网中
　　一去一十年
　　羁鸟恋旧林
　　池鱼思故渊
　　……
　　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


　　对整个中国来讲

　　“误落汉网中”

　　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
　　误落汉网中
　　一去两千年
　　羁鸟恋旧林
　　池鱼思故渊
　　……
　　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

　　xianzhen
　　汉，很善于用悲情宣传来掩饰自己的邪恶，其实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汉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蛇人，并且是历朝历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所以汉拜人首蛇身为祖先。

　　这种悲情宣传，越是正义感强的人，越是难以逃脱，谁知道这背后却是一个巨大的蛇人的陷阱呢，掉进去了都还不自知。我通过对历史的详细考察，终于发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蛇人的陷阱，一旦意识到，立刻就爬出来了。我还要告诉我昔日的那些同伴们，让他们都快点出来。

　　我的观点非常颠覆啊，但是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汉满一家，都是我们要消灭的对象。

　　蛇人，非常善于绑架利用人的善良与正义感。

　　唐朝毛笔字摧残了中国传统硬笔文化

　　硬笔文化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文化、根本文化，世界上各国如此，中国也无可例外。
　　中国硬笔文化同中国古代文明与生俱来，它不仅创造了大量闪烁古今中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基础，居功至伟。然而，由于历史上的某些重要原因，自唐朝至清末1000余年，古代硬笔文化除了“制图”一科为历代专制王朝所垄断并秘而不宣之外，其他相关科目如写字、作文和绘画等，一概遭到压抑或湮没。这不能不讲既是中国文明的严重挫折，又是中国人的一个重大文化损失。
　　在当今提倡“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历史时期里，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文”文化，应当受到当局和多数人民的认同、重视和支持。因此，挖掘、恢复、弘扬和发展中国硬笔文化，也应当成为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文文化的其中一个重要部分。

　　（一）
　　什么是“硬笔文化”？其基本涵义是，举凡由硬笔所书写和绘制的图象文化，如硬笔制图作品、硬笔绘画作品、硬笔造字作品和硬笔作文作品（含写字）等，均概属“硬笔文化”之列。中国古代存在过硬笔吗？答案是，不仅存在过，而且用于制图方面的硬笔如古铅笔等，至清朝依然相沿。
　　中国古代硬笔，晋至唐、宋人称之为“古笔”。从质料上区分，计五大类，即矿物类、动物类、植物类、金属类和粉制类等。矿物类，主要指由天然石墨和人工合成石墨制成的古铅笔，古名叫 “铅”、“韬笔”、 “枣心笔”、“珥笔”、“簪笔”等。动物类，主要指由羽毛管、兽骨制成的硬笔，古名前者叫“翰”或“翰笔”，后者叫“骨笔”。植物类，主要指由竹、木、草等制成的硬笔，古名叫“竹笔”、“木笔”、“荆笔”、“苇笔”等。金属类，主要指由铜、铁等制成的硬笔，古名叫“刀笔”等。粉制类，主要指由石墨粉、石灰粉、云母等矿物粉末制成的硬笔，古名叫“铅粉笔”、“粉笔”等。由上述五类不同质料制成的古硬笔，自成一个笔具系列，在几千年的应用实践中，互动互补，创造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古代硬笔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基础，居功至伟。其中，古铅笔和羽管笔，不仅是唐朝以前官方和知识分子用以作文的主流笔具，而且是几千年来朝野手工业上用以设计制图的首选笔具。
　　古硬笔有两种书写方式，即“刻写”与“染写”。刻写，只呈“沟痕”，不见颜色，如殷商甲骨字等。染写，即蘸墨书写，染墨呈黑，染朱呈红。但又可分为“湿染”与“干染”两种：“湿染”即蘸墨而写，“干染”则以某种颜料为笔或笔芯书写，无须蘸墨，如古铅笔或粉笔等。古硬笔书写的基本方法为常态方法，即相对“平行”。“平行”的书写方法（或称“运笔方法”），既适用于制图、绘画，也适用于造字和写字作文。因之，由古硬笔以平行方法书写出来的笔划造型，呈“写线”型，也即粗有粗的一致性、细有细的一致性，相对规整。所以说，“写线”不仅是构成工程图样和工笔画的基本笔划造型，而且是构成古今汉字符号的基本笔划造型。换言之，以“写线”为基本笔划造型，而创立图、画、字，是中国古代硬笔文化的主体特点和共同特征。
　　古硬笔不仅取材容易，制作简单，而且使用方便，操作稳当，男女老幼适应，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笔具。

　　（二）

　　中国古代硬笔文化，包含了制图、绘画、造字、作文和写字等五个方面。
　　（1）硬笔制图。硬笔制图文化是硬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内容包含“制器（含建筑）制图”、“字符制图”、“地图制图”、“数学制图”、“框（表）格制图”、“器物摹写制图”和“其他制图”等多个方面的制图。
　　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大量器物的制作，例如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战争工具、生活工具和居住设施等，无不依赖与之相应的设计图样，才能生产出来。以中国而言，仅古代的青铜器、历代的王城宫殿建筑与历代的兵器这三件，其制作上所需要的相应图样，累计下来至少也得几千万幅之数。单就建筑一项，即前有考古出土的战国中山王陵之《铜板工程图》，后有清朝王室的宫室园林建筑中，“样式雷”家族所遗留下来“几万”幅之数的图样，均是相关例子和参照系数。此类工程图样，一般多由圆规、矩尺等导写仪导写绘制而成。而古硬笔系列中的古铅笔、刀笔或粉笔等，无疑正是适合由导写仪导写的首选笔具。所以说，大凡与古代青铜器、王城宫殿建筑和兵器等器物制作相应的图样，非硬笔绘制莫属，都是硬笔的出品，是不证自明的。古代硬笔既然适用于大量制器制图，也理所当然地适用于诸如文字符号图、数学图、地图、框（表）格图等相关方面的制图，是无可置疑的。
　　几千年来，硬笔制图不仅在制器制图方面创造了大量的物质文明，而且在文字制图、数学制图、地图制图、框（表）格制图等方面，创造了大量的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赖以产生的重要文化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首先是渊源于硬笔制图文化。即是说，硬笔制图文化是催生一切人类社会文明的根本文化，是一切文化中的首要文化。
　　（2）硬笔绘画。硬笔绘画文化是硬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二。其内容包含“白画”与“混笔画”。所谓“白画”，即由硬笔单独作画，纯粹以“写线”造型，不填彩，故多称“白画”，也称“线画”，如战国楚墓出土的帛画《楚女凤夔图》等。所谓“混笔画”，即由硬笔与软笔联合作画，故称“混笔画”，有填彩的工笔画，如东晋顾凯之之《洛神》等；也有不填彩的工笔“白画”，如大量石刻画、宋、明以来不少具备几何内容的画谱和一般图书上的画作插图等。不论是硬笔单独所作的“白画”，还是与软笔合作的“混笔画”，均是“民族画工画”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作挂幅供展示之用，而且可用于各种工艺器饰（也称“纹画”），甚至用于古籍之插图等。商、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大量铜器饰画、玉器饰画、陶器饰画，以至壁画、砖画等，大部分都是由硬笔所绘制。生产、守猎、战争、出行、宴会等历史生活图象，均有所体现。值得指出的，是2000余年来的民族画工画，既反映官方动态，又反映民间动态，数量之大，取材范围之广泛，构图表现力之强，都远远超出了唐、宋以来的“文人画”（也称“士夫画”或“写意”）之上。而硬笔绘画，即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硬笔绘画之为用，用在补充制图和作文之所不能。因此，硬笔绘画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硬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艺术史上，应占有一个相应的历史地位。
　　（3）硬笔造字。硬笔造字文化是硬笔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三。其内容包含“史前文字”、“战国文字”、“秦朝篆字”和“汉卓（隶）字”等四个基本字类。“史前文字”，泛指殷商以前未为今人所识别的各种陶器上刻写符号，如屈家岭文化湖北之杨家湾字符、仰韶文化陕西之半坡、姜寨字符和马家窑文化青海之柳湾字符等，跨时二千余年。其次“战国文字”，泛指包含甲骨文字在内的商、周和春秋战国文字，跨时一千余年。为便于文字分期和叙述，笔者姑且将此一时期的文字称之为“战国文字”。依据有二：一是殷商之时，“天下”仍有一千余国，至西周之初仅存一千国左右，至春秋之时仅存一百余国，而至战国之初则仅存十余国，这说明，自殷商至战国，诸国（或部族）强并弱、大并小，始终是一路“战”下来的，因之更适合于泛称之为“战国”。另一是此一时期的文字，一般均属于“混合”类型（笔划直曲交错、字体方圆交替），尽管存在着多异小同，但造字方法和构图特点则基本相同，都是先以笔划与笔划组合成字，次以副字与笔划组成新字，再以副字与副字组成新字。第三“秦朝篆字”，仅指秦朝用于“书同文字”的所谓“范字”，跨时仅十余年。秦篆属于“混合＋引长”类型，已自成一个造字模式，有别于“混合”类型，加之是秦王朝所刻意创制，且对后世影响恶劣，故政治意义不同一般。第四“汉卓（隶）字”，即指“今字”、“隶字”、“汉字”等，属于“平直方正”类型，跨时自创始至今2200余年。这些是硬笔造字文化的四个分期和四个基本类型。
　　划至汉朝为止，中国所有古今文字，都是由古硬笔所创制、所出品的。也即是说，远至殷商以前的各种陶器刻字，中至商、周、春秋战国文字，近至秦、汉文字，几乎无一不是古硬笔所创制。举二个简单的例子，其一，在2200年前的历史条件下，能书写秦朝篆字的笔具，非古硬笔莫属，也即书写秦朝篆字，其时仍然是古硬笔的“专利”。其二，陈胜反秦义军中之“隶”人，其所创制的“卓”字（也称“隶字”、“今字”、“汉字”等。“卓”，古义通“直”。其字以笔划趋直、字体方正为基本特征，故楚、汉之人将其赋称之为“卓”字，以示与“篆”字等相区别。换言之，“卓”字是“隶”字最初的正面称谓，即是说，汉字的最初名称叫做“卓”字，历史上曾一度流传于两汉），是对秦篆所作出的一次文字“革命”，因之后世有所谓“隶变”之称。考古上从湖南云梦龙岗和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其实是“三楚”时期（即“张楚”、“义帝楚”、“西楚”）之物，也即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后至西楚初期之物。简文上之“隶”字即初期“卓”字，乃为羽管笔即翰笔蘸墨所写，即是历史实物其中之例证。正是由于“卓”（隶）字是由古硬笔所创制和书写，它后来竟被东晋王羲之斥之为“俗字”，被后魏江式斥之为“隶体失真”，被宋初徐铉斥之为“便于末俗”之字等。所谓“俗字”、“失真”之字、“便于末俗”之字，即鄙指古硬笔所书写的“卓”（隶）字。而“书法”对它长达千余年的“蹂躏”和“奴役”，更充分说明了“卓”（隶）字是古硬笔的出品。

　　古字、秦篆字、汉卓（隶）字，从符号创制上说，尽管无需圆规矩尺，但仍需经过相应的设计才能成图，故它属于“硬笔制图”的范围。由于它同时承载着“义”和“音”，故又不同于一般制图和绘画，而必然自成一个文化领域，这些是必须予以严格区分清楚的。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支柱。文字之用，用在“合集众字，以成辞义”。它不仅是记录人类语言的工具，而且是人类进行思想、交流、传播和记忆所必须的工具。当今人们之所以能多少了解过去的历史、学说、社会和科技等概况，可以说都是文字的作用和功劳。值得郑重指出的是，汉卓（隶）字的创制，不仅有继承、有创新，而且彻底地、自发地“统一”了七国文字，对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对国家的统一和发展，贡献殊大，居功至伟。虽然，由于历史上的某些原因，硬笔造字文化停滞不前，以致停留在原始水平上，但它在中国汉文字史上，应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
　　硬笔造字文化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今文字史之中。它不仅真实地记录了古今文字的产生、应用和演变过程，而且真实地揭示了古人“理性”和“实用”的造字心理（“秦篆”除外），揭示了汉文字的可发展性，甚至揭示了文字与政治之间的某种关系等。而当今真正的汉字改革课题，只有在深刻反思古代硬笔造字文化的基础上，才可能找到突破口。换言之，只有放弃所谓“书法文化”，汉字改革才有一线希望。
　　（4）硬笔作文。硬笔作文文化是硬笔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四。划至唐朝为止，古硬笔系列中的古铅笔和羽管笔（历史上合而简称为“韬翰”或“铅翰”之笔），是官方和知识分子写文或著书立说的首选笔具。譬如时至西汉末，杨雄仍常用“铅”或“三寸弱翰”写著《方言》、《法言》等。东汉中期，班固用“珥笔”（古铅笔）写著《汉书》等；王充用“刀笔”写著《论衡》等；许慎写著《说文解字》一书，用上了九千个秦篆作字例等，所有这些例子，均充分说明了用古硬笔作文，在两汉士大夫或士人中，依然大行其道。即使到了唐初，孔志约为《新修本草》作序，仍将写文著书，概括为“铅翰昭章”的，也即是说，充分肯定了古硬笔是以往历史上作文著书的主流笔具。由此可见，古硬笔是汉、唐士大夫或士人著书立说的首选笔具、主流笔具，已无可置疑。既然时至汉唐，朝野知识分子用以写文著书的首选笔具，仍多以古硬笔为主，而上溯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用以写文著书的基本笔具，则更非古硬笔莫属了。由此可以说，硬笔作文文化源流久远，几乎与文字的产生与生俱来。
　　硬笔作文文化的内涵十分广泛，基本特征是“多元”与“实用”。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上看，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至人心、世事，几乎无所不有。哲学、伦理、历史、军事、政治、医药、数学、工艺等，大多载录于其中。尢其诸子百家之言，更是宇宙之内无所不谈。若以整体而论，硬笔作文上有服务于“王庭”者，如南朝范晔《文章缘起》所言；下有以服务于生活琐事如书信、契约、记帐等为用者，如汉、唐之间敦煌大量硬笔写件；而上述《汉书.艺文志》所载大量古文献，则大多是服务于所有“人”（即不分上、下）的“普世文章”，人自可读，人自必读。其间，既有守旧，有歌功颂德，也有创新，有揭露与批判。既有曲解或扭曲，也有实事求是和直事直言。换言之，硬笔作文文化不仅具备“多元”与“实用”之基本特征，而且具备相对“平衡”的社会主体特点，是后世其他笔具之作文文化所不能比拟的。硬笔作文文化是人类智慧的活动平台。在这里，它不仅滋生、培育了人类智慧，而且展现和提升了人类智慧。古人所谓“书以识哉”，书为“知之术也”，所指即此。由此可见，硬笔作文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建立、发展和延续，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不可忽视。
　　（5）硬笔写字。硬笔写字文化是硬笔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五。硬笔写字文化主要由“习写”、“缮写”和“美术写字”等三个方面构成。
　　“习写”，指学习或练习写字。古今汉字笔划多、字体里副字多、近似字多和字数多，整体而言比较繁杂。认识汉字者，未必会书写汉字；会书写汉字者，则未必能书写正确和书写清楚。所谓“正确”，指一丝不苟地依照一定的常态字体书写出来，不作 “增笔”、“减笔”、“断笔”或“错位”等。所谓“清楚”，即指字体端正、结构分明，不歪邪、不潦草等。把文字书写正确、书写清楚，不仅维护了文字的尊严，维护了人类社会的知识尊严，而且可避免因错字而误解文义，还可增加读者的好感。
　　其次是“缮写”。古代没有印刷出版业，文章、书篇、文告或官方文书等的唯一“刊行”形式，即是“缮写”（含刻写）。“缮写”是文献从初稿、修改、定稿到发布（或存档）的最后一道基础工序，抄写要求相当严格。“缮写”者可以是作者自己，也可以是其他人，甚至是专业人士，官方通常即设有专门抄写的“文吏”（或“刀笔吏”）之职。先秦姑且不论。单以西汉初为例，在萧何的“草律”中，即有“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之严格规定，反映了当时政府对文字的重视。因之有朝官“石建”者，竟因“马”字“缺画”而恐惧得要死。由此可见，“缮写”是一种既讲“规则”、又讲“清正”的写字文化，具备“严肃”特点，代表了古代硬笔写字文化的主流趋向。
　　再者是“美术写字”。古代硬笔的“美术写字”，最初发源于商、周之时，流行于春秋战国至秦、汉等。目前所知的“鸟篆”、“虫篆”、“缪篆” 、“黑体” 、“黑变体” 和“空心字”等，是古硬笔“美术写字”的基本写式。其基本特征有三，一是在保持笔划“写线型”和保持字体基本轮廓的基础上，作出“纵向式”运动，以纵向延伸来建构超乎于常态字体的图案，如“鸟篆”之类。一是一丝不苟地照搬常态文字，但赋予笔划以极其规整之“面”，同时以“直角”或“圆角”作为笔划之端，如“黑体”之类（所谓“黑体”之称，实为一种“鄙称”，其“出典”未详）。另一也是照搬常态文字，也赋予笔划以一定的“面”，但并不专事于规整，而是在保持“平衡”、“对称”的前提下，依不同兴趣而赋予不同的构图变化，如“黑变体”和“空心字”之类。总体而言，“平衡”和“对称”，是古硬笔美术写字的共同特点，这也反映了古人相关的审美观念。
　　古硬笔美术写字，一般用于旗幡、匾额、招牌、印玺和器铭等。必须郑重指出的是，古硬笔美术写字，是对常态文字的一种点缀或装饰，是一种非常态字类，它在现实生活里存在着与之相对应的常态文字，故彼此之间不能相提并论。
　　综上所叙，制图、绘画、造字、作文和写字等，构成了中国古代硬笔文化的基本主体。硬笔制图文化，不仅“生产”人类所必需的生产工具、交通工具、生活工具、战争工具和居住设施等物质文化，而且“生产”文字图象、数学图象、地图、框（表）格图和其他图象等精神文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赖以产生的重要文化领域，具备文章和绘画所无可替代的认知作用。硬笔绘画文化，以一定形象反映一定的人物或事物，以形象作为认知形式，具备文章和制图等所无法替代的一定认知作用，其表现能力比后世“文人画”要强得多。硬笔造字文化，它为人类文明和智慧的产生、交流、传播、发展和延续，提供了基本的语言记录工具，功勋卓著。尢其在统一七国文字问题上，更是居功至伟。虽说处于原始水平上，但得来已是不很容易的。除秦篆以外，硬笔造字文化的历史特点，是“实用”的和“与时俱进”的。硬笔作文文化，它不仅建立了天文、数学、医药、伦理、兵法、历史、哲学等基本学科，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而且为人类智慧和思想的产生、发展和延续，作出了无可比拟的历史贡献。其历史特点是，既实用、进取，坚持平衡对称，又应用广泛，朝野同用，老少适宜，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普遍的文明意义。硬笔写字文化，它一方面有助于保障文字的正确书写，推动了文字的普及和应用，另一方面，又以不同的美术写式，保障了“大字”的应用，其审美特点，则多以“规矩”、“实用”为主。换言之，硬笔文化内容充实，形式多样，几乎无所不有、无所不能。它们既各自独立，又彼此互相联系，互动互补，甚至不可或缺。尢其硬笔制图文化，更是催生一切人类社会文明的根本文化，是一切文化中的首要文化。

　　三

　　中国古代硬笔在长期的应用实践中，创造了制图、绘画、造字和作文等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硬笔文化，既“生产”精神，又“生产”物质，文明成果丰硕，至今享誉中外。仅这一点，即值得引起人们的反思。
　　反思问题如下：
　　几千年来，能在思想上、文化上、科技上等重要方面“领先”于世界的时期，为什么大都是硬笔文化比较繁荣，或比较活跃的时期？
　　中国在近代自然科学等方面，为什么会远远落后于国外？
　　人类是动物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动物，区别在于：智慧。智慧创造文明，文明创造智慧，如此往复循环。人类智慧之用，文明之用，不在于如何以人征服人，而在于如何防止人征服人，在于如何创造条件服务于人，使人人活得更有意义。这是人类社会人与自然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也是所谓“社会”的实际涵义，是“以人为本”的真谛。到目前为止，人类智慧还远未达到极限，社会、自然界和宇宙间还有大量事物，有待人类去发现、去认识、去探讨、去解决。中国古代虽有不少优秀文化，能适用于当今者并不多。我们显然不可能永远依靠“引进”或“拿来”。于是，认同、恢复和弘扬硬笔文化，应是当务之急。
　　尽管清末至今近100年来，由于社会上逐渐恢复了硬笔应用，硬笔文化（即如硬笔制图、硬笔绘画、硬笔作文等）也逐渐恢复和流行起来了，但硬笔文化（即古代的和现代的）的历史地位和现实社会地位，却仿佛从未在法理上或理论上获得应有的认同和肯定。譬如到目前为止，社会上流行的大量新书中，如古代文化史、古代美术史、古代工艺史、古代艺术史和汉文字史等，竟从未涉及古代硬笔应用和古代硬笔文化，则是笔者感到极其遗憾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硬笔文化是人类的基本文化，也是中国人的基本文化。一个没有硬笔文化、放弃硬笔文化，或不认同、不尊重硬笔文化，甚至试图窒息或扼杀硬笔文化的民族或国家，将是畸型的、可悲的，甚至与世界格格不入的。
　　只有运用硬笔文化的概念去反思中国历史，也许更能讲清楚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存在问题。而创新思想、文化、文字和科学技术等，只有硬笔文化才能做到。
　　还有其他等等。

　　请给硬笔文化及其贡献讲句公道话吧
　　陈捷夫


　　辛亥革命以来，随着社会上男人留长辫、女人缠足等恶习被彻底废除，国内使用现代铅笔、钢笔等用以制图、绘画、作文、写字等的事例逐渐增加。至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国内使用铅笔、钢笔等现代硬笔，进行学习、考试、记事、设计和著述的人们，越来越多，其人数甚至与国内识字者人数成正比。其间，汉族人使用硬笔，少数民族人也使用硬笔；政府官员使用硬笔，社会上的工人、农民也使用硬笔，尢其是学生（含幼儿园）、教师、记者、编辑、医生、商人、律师、军人、作家、科学家和其他公职人员等，更是随身带上硬笔，以供不时之用。在为时短暂的数十年间，竟出现了全民皆用硬笔的社会新风尚。这一急剧的自发的社会转变，可以说是我国近代以来极具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文化事件。它不仅标志着硬笔及其应用，重获新生，标志着我国用笔历史的重大转折和社会的进步，而且标志着硬笔应用恢复了唐朝以前的社会主流笔具的地位和社会合法地位，同时宣告了硬笔文化被压抑历史的终结，预示着从此跨进了历史复兴期、发展期。
　　由此可见，恢复硬笔应用完全是出自人们一种自觉的、普遍的社会行为，其中既不存在着任何政府的倡导行为和行政行为，也不存在着任何社会团体的推动或炒作等。这说明，硬笔文化的历史源头越大，其生命力就越是顽强，膨胀力就越是劲猛。遗憾的是，所有这一切，到目前为止，竟然还没有获得社会上任何公开的理论体现或政策文献体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是上述的事实不存在？请给硬笔文化及其贡献讲句公道话吧！

　　书法是愚民的艺术鸦片（上）
　　. （《中国书法批判》10－2）
　　陈捷夫


　　唐朝至清末，文献上未见以所谓“书法艺术”一词直称书法的。书法被边缘化了大半个世纪。上世纪末以来，书法忽然以“书法艺术”之名重出江湖，且来势汹猛，规模史无前例。尢其将书法当成所谓“书写的艺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这就值得引起关注了。
　　但凡“艺术”，并不都是好东西。书法不仅乱字阻用，扭曲人的心灵，而且颠覆硬笔和硬笔文化，集“曲术”和“邪术”等于一体，成为愚民的“艺术”，危害性极大。但分明有害而人们不知其害，比秦篆更富于欺惑性，故书法不仅是愚民的“艺术”，而且是愚民的“艺术鸦片”。
　　将书法混同于“汉字”，甚至误以为书法就是“汉字”，这是中国人的一个认识误区；将书法混同于“书写”，甚至误以为书法就是“书写”，这是中国人的又一认识误区。因此，在叙及“书法艺术”问题之前，先搞清楚“书法”与“汉字”、“书法”与“书写”的关系，对于进一步认识书法究竟是哪些“艺术”，也许大有帮助。
　　.

　　（一）书法与汉字的关系
　　.
　　长期以来，有些人以为“书法”即是“汉字”，“汉字”即是“书法”，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有必要予以澄清。
　　“汉字”的基本定义，当指秦汉之际由隶人所创制的、同时广泛流行于两汉的卓隶字。其基本特征，由于用硬笔所创制和书写，笔划呈写线型。而书法则由“散卓笔”沿袭硬笔卓隶字的基本结的所形成，时间上远远后起于卓隶字。所以说，汉字是汉字，书法是书法，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异常联系，不能相提并论。所谓“区别”，即汉字是硬笔字，笔划呈写线型，是汉字与生俱来的字符原型；书法则是对硬笔字的变相改造，笔形复杂。所谓“异常联系”，即书法字是沿袭硬笔字的基本结构等。
　　笔者指硬笔汉字是汉字与生俱来的字符原型，证据非常充分。这里仅举出三点，一是硬笔应用远远领先于软笔；二是“散卓”活动对硬笔汉字的“围剿”；三是“书画三同论”反映了硬笔字先于书法的历史事实。就硬笔应用远远领先于书法而言，硬笔应用是主导笔具，不论使用数量、文化产品、物质产品如青铜器等，还是时间上，都远远超越于软笔。西汉杨雄用“三寸弱翰”和“铅椠”（“铅”即铅笔，“椠”即松板）写著《方言》等，东汉王充用刀笔写著《论衡》等，班固用铅笔写著《汉书》（所谓“珥笔于国史”）等，许慎用古铅笔写著《说文解字》等。西晋崔豹《古今注》记称：“古之笔，不论或竹或木，但能染墨成字，即谓之笔。”唐初孔志约《新修本草序》有“铅翰昭章”之谓。明朝陶宗仪《耕缀录》有“上古竹挺点漆而书”之谓。所有这些记载，均从不同方面充分证明了古硬笔及其应用的原始性和广泛性，其中既有由石墨制成的古铅笔（又名“枣心笔”、“韬笔”、“珥笔”、“丹管”等），又有刻沟划痕的刀笔，更有染墨成字的羽管笔（翰笔）和竹、木笔等，所有这些，自成一个中国古代硬笔系列，互动互补，运用灵活。各种出品里，既有制图出品、绘画出品，也有文字出品等。古代的青铜器、兵器和王城宫殿建筑等，大多是制图作品的产物，从战国中山陵出土的《铜版工程图》是其历史实例。器物饰画（含纹画、壁画等）是硬笔绘画出品，尢其特征显著的各种界画，更是硬笔的直接出品。传世与考古出土的陶文、甲骨文、铜器铬文、战国至西汉的简帛书（部分），南北朝至元朝敦煌二万余件硬笔写卷等，都是硬笔写字的出品。试将所有那些图、画、字加工、汇辑成册，其数量将远远大于书法（含画）出品。为什么硬笔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历史成就？答案很简单，经济、实用与理性，优点良多。不仅唐朝以前几千年来一直是朝野皆用的主流笔具，而且唐朝以后王官制器（含土木建筑工程等）的制图等，也在相沿使用。从另一个方面说，硬笔易取易制，操作容易，男女老幼适用，省工、省神、省料（节省用简帛和纸张、墨水）。比较之下，软笔不易制取，操作不方便，使用上耗工、耗神、耗料（浪费大量墨水和纸张等）。何况，可用于写字的软笔形制，至西汉仍远未见成熟，如考古出土居延地区的早期软笔，用木柱劈沟夹毛。至于稍前甘肃天水所出，由纯兔毛所制，供女人作脸部化妆之用可以，要写字恐怕不行。《大戴礼记?笔铭》所谓“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的记载，也许正是这一时期的软笔写照。显然，即使未来发现制笔技术或提前成熟的证据，软笔写字的时间提前，也不等于就是后世才有的书法的，因为运笔方法彼此不同。换言之，软笔的制笔技术的后熟，与及其他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软笔写字很迟，尢其是书法炮制作式，则比软笔写字更迟。即是说，软笔是一个历史概念。有软笔施彩之时，未必可用于写字，尢其在窄小的竹简上书写那些笔划繁多的古字、篆字。有软笔写字，则未必等于就是书法。这是必须区别清楚的。
　　其次，就“散卓”活动对硬笔汉字的“围剿”而言，书法发源于“解散”硬笔卓隶字，书法是“散卓”活动的代名词。书法是对秦篆“乱字阻用”的历史衣钵的继承，虞世南《书旨述》所谓“篆者，传也，书者，如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秦篆是硬笔的出品。而在张彦远《法书要录》一书里，存在着不可磨灭的关于书法解散卓隶字的大量确凿证据，不仅有总纲领如“散卓”、“散隶”等，而且有思想理论纲领如“心存委曲，各象其形”等，又有操作理论纲领如“一波常三过折笔”、“龙蛇相钩连不断”等。此外，更有所谓《笔阵图》，胡编了所谓七个“笔阵”，尢其还不断中伤硬笔卓隶字是“俗字”，是“俗隶”，“隶体失真”等，为“散卓”活动制造合理依据。而在现实上，书法亦步亦趋，与其“散卓”纲领紧密相配合，制造了捣乱硬笔字的“三乱”。所有这些历史证据都有力地说明，硬笔不仅创制了古字，创制了秦篆，而且创制了汉卓隶字，是不容抹杀的。拿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二千二百年前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有软笔，即使软笔运用平行运笔法，也是不可能书写出秦篆来的。
　　再者，就“书画三同论”反映了硬笔字先于书法的历史事实而言，“书画三同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硬笔字是书法“作弄”和“围剿”的现实对象。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一书里，提出了书画“同笔”、书画“同法”与书画“同体”即“书画三同论”，故后世有所谓“书画同源”之说，至今尢其如此。笔者对此深信无疑，即自唐朝以来，专制统治阶级他们不仅如此主张，而且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走去。然而，又一个证据就出在这里。人们已知，绘画是对现实生活里某一物体（或称物象）的仿制，故现实物体的生活原型，无疑即成为绘画的基本对象。即使稍后才出现的“写意”，也不能例外。譬如明朝徐渭所作的牡丹、芭蕉、梧桐等，尽管手法如何扭曲，结果是如何远离真实，他总是依据现实的生活原型进行创作的。即是说，他凭着对牡丹的印象作牡丹，凭着对芭蕉和梧桐的印象作芭蕉和梧桐。这个简单肤浅的道理，也适用于书法。即是说，书法也是以现实的生活原型作为基本对象的，而这个现实的生活原型，这个基本对象，无疑恰恰正是硬笔卓隶字。关于这一问题，还有其他大量证据，这里不一一详列。以上三条依据，不论其中哪一条，即可单独证明硬笔汉字先于书法字，书法字不是汉字的原型，汉字的原型是硬笔字。或者说，汉字笔划是写线型，这从硬笔文化里的制图、绘画等作品上面，都是以写线作为最基本的构图要素的事实中，即可得到充分的证明。套用张彦远的句式说，硬笔文化里的图、画、字，三者也是“同笔”、“同法”、“同体”的。
　　“书法”的基本定义，是“散卓”活动、“散卓”作品等的总称。书法发端于“封杀”硬笔字，如前所叙，这里不再赘述。由此可见，硬笔字是常态字，书法字则是非常态字。将“书法字”混同或等同于“汉字”，是极其错误的、甚至有害的。书法为反对硬笔汉字而存在，对象清楚，目标明确，手段卑劣，针对性极强，是无可掩盖和抹煞的历史事实。用笔具反对笔具，用文字反对文字，古今中外所罕见。一般而言，事物总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和变化的。如果说书法字是对汉字的一种积极的、进取性的正面改造，笔者将求之不得，深信多数国民也求之不得。但书法对汉字所采取的种种卑劣行径，则反映了文字的严重倒退，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
　　由此可见，“汉字”与“书法”的关系，是“本”与“末”的关系。即是说，硬笔字是“本”，书法字是“末”；硬笔汉字是“正字”，书法字是伪汉字。如果承认汉字是硬笔字，那么书法的历史定位，说好听一点，是“饰隶”（南朝萧子良语），是对硬笔汉字的一种“繁饰”，是“繁饰”之法；说不好听一点，则是“乱字阻用”的一种“曲字”之法，或“曲字”之术。如果否定硬笔汉字是汉字原型，则书法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两者必居其一。
　　硬笔字是汉字原型，这已为大量历史事实所证明。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有关汉文字方面的文论、史论或著作，却无一字涉及到有关硬笔汉字的记载，这就是所谓咄咄怪事了。到底是统治阶级蓄意秘而不宣，试图偷梁换柱，浑水摸鱼，还是唐朝以来的汉文字学界太“粗心大意”，给“疏忽遗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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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书法与书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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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有些人以为“书法”即是“书写”，“书写”即是“书法”，这是认识上的又一个误区，有必要予以澄清。
　　“书”、“写”或“书写”的基本定义，用“平行运笔法”绘出写线型笔划。既适用于写字，也适用于制图和绘画等。而书法则是用“提按运笔法”反对硬笔“平行运笔法”，故“书法”不等于“书写”。书法炮制字符，千百年来之所以只称“作字”、“为字”，从不称“写字”或“书写”，原因即在于此。
　　人们已知，“创制”字符与“书写”字符不同。字符是“范字”，“写字”是对“范字”的手工复制。“写字”的基本目的，在于“合集众字，以成辞义”，这便是一般记事或作文著书了。正因为如此，写字首先是实用性和目的性极强的具体的文化行为。在写字过程中，当事者不仅要准确地复制“范字”，而且要关注词义的正确运用，更要关注文意的正确表达和内容的合理发展等，所有这些具体细节，都是非常重要的。记账、写信、生产记事和生活杂记等如此，习作或写文章等更不例外。用错字让人误解文意，写错字让人贻笑大方，都是写字上必须克服的重要毛病。写字不是为写字而写字，而是为构成文意即记事作文而写字。所以说，写字与作文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写字的实用性和目的性，决定了写字的思想法则和运笔方法的实用性等。
　　笔者曾将古代硬笔写字划分为“习写”、“缮写”与“美术写字”三个基本类型。这里所称的写字，属一般性写字，也即包含“习写”与“缮写”。从相关研究中发现，古人写字非常讲究“规则”与“清正”。所谓“规则”，指四个相符，即“笔数相符”、“直曲相符”、“长短相符”、“结构状态相符”，重视字体的完整无缺。所谓“清正”，指字体端正与字体清晰，重视字列的整齐有序。“规则”与“清正”成为硬笔写字文化的两个重要特征。试以西汉初为例，在萧何的“草律”中，即有“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之严格规定，反映了当时政府对文字的重视。因之有朝官“石建”者，竟因“马”字“缺画”而恐惧得要死。而从考古出土的甲骨文、铜器铭文、简帛文书里也可以看到，那些古字写得非常规则、端正和清晰，即是最好的历史铁证。这些无疑都是古代硬笔写字的一个历史缩影。由此可见，硬笔的写字文化是一种既讲“规则”、又讲“清正”的写字文化，具备“严肃”和实用等特点，代表了古代硬笔写字的主流趋向。
　　古代写字一般有“正写型”与“快写型”两类。“正写型”指相对规矩地端正地复制出来范字的基本形状，平则平，直则直，弧则弧，斜则斜，如缮写一类文字，多属此类。“快写型”则指在保障范字基本概貌的前提下，通过诸如“连笔”、“缩笔”、“切线”等方法，加快写字的速度，但不论快、慢与否，均以让一般人都看得懂为宜。换言之，“正写型”写字，其摹写基本上到位；“快写型”写字，则保持大部分摹写到位。写字而不让一般人看得懂，恐怕就不是写字了。以中国古今文字的“创制”和“书写”而言，显然不可能置身于例外。
　　写线型笔划，古代又称“铁线”、“玉箸”、“铁筋”、“乌丝”、“朱丝”、“游丝”和“线段”等，均由“平行”运笔法所形成的。如果软笔运用“平行运笔法”，同样可书写出写线形笔划来，历史上不少软笔工笔绘画，即是用“平行运笔法”所写绘，就是一个显著例子。由“平行运笔法”形成的写线型笔划，既是“常态”汉字的基本笔划，又是构成制器图、工笔画和字符的基本要素。其特点，是粗细一致，流利畅朗。同制器图和工笔画一样，古今文字符号皆以此为基本的笔划造型。其优点在于，用在写字上，不仅有助于识、记、写，而且能较快地将人们的阅读注意力，较快地引入对字义和文义的理解和掌握中。用在制图与工笔绘画上，则层次分明，形象清晰，极富于表现力等。
　　书法则相反。书法用“提按运笔法”作字，不仅将笔形捏弄成“刀剑形”与“骨骼状”等“疙瘩形”，而且仅关注笔势之“波磔”，字势之“俯仰”等，更有甚者，是有章不循，或恣意增笔、减笔等，或刻意损字之规矩，涣散字体结构，使之“体无所主”等。难道可以说，这也是“书写”吗？书法如此“乱笔”，不仅极不利于识、记、写，而且容易将人们的阅读注意力，转而引向对所谓“笔形”或“字形”的“观摩”中去，冲淡或削弱了对字义和文义的理解和掌握。而将如此高度扭曲化了的病态笔形和字形，强行推给人们去面对，日长月久，则无疑会对那些心理定力不足的人们，造成心灵上的严重扭曲，继之让人们以扭曲的心灵，去“认同”或“迎合”业已扭曲的社会存在，如此而已。
　　由此可见，“书写”与“书法”的关系，是“书写”与“破坏书写”的关系。即是说，“书写”为了写字记事作文，而“书法”则为了“转移书写”、“削弱书写”，否则，软笔大可采用“平行运笔法”写字，而不必另起炉灶大搞所谓“提按运笔法”，甚至极力排斥和封杀“平行运笔法”了。所以说，“书写”是“书写”，“书法”是“书法”，两者不仅性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而且一直“唱对台戏”，是“对立”、“对抗”的关系，是必须搞清楚的。
　　综合而言，汉字是汉字，书法是书法；书写是书写，书法是书法。汉字与书写是同一体系的一种因果关系，即书写是手段，汉字是结果。而书法既是书法的手段，书法又是书法的结果。如此而已。

　　三）书法是“艺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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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社会上流行着“书法艺术”或“书法是书写的艺术”等说法。较有权威性的记载，如李希凡等《中华艺术通史.秦汉卷》记称：“‘书同文’对书法艺术奠基的作用（小标题）”。又记称：“中国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第27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前一句提到了“书法艺术”，后一句提到了“中国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既然说“中国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即说明了“书法艺术”之外，还有完全不同于“书法艺术”而存在的“汉字”与“书写”两件事。笔者推测，其所指应就是前叙硬笔汉字与硬笔写字。否则，不同于书法艺术而存在的汉字与书写，究竟是指什么呢？
　　问题在于，即使承认书法之外还存在着硬笔汉字与硬笔书写，但将书法说成是“书写汉字的艺术”，也是荒谬的，不仅自相矛盾，逻辑混乱，而且有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书法的继续存在编造新的理论依据之嫌。
　　“书写”是一个实用词，与古代的“书”与“写”同义。书写的基本定义，是用“平行运笔法”绘出写线型笔划。既适用于写字，也适用于制图和绘画等，这是由硬笔的实用性所决定的。书法以“提按运笔法”为主，同时排斥和反对“平行运笔法”，所以书法与“书写”不仅毫无正面关系，而且是相反关系、对立关系，是不容混淆和抹煞的。其次，技巧不等于“艺术”。“书写”是一种实用性极强的平面操作，只讲究一点技巧即行，它用不着什么“艺术”，“艺术”在这里只能起到削弱实用性的坏作用。换言之，在实用性极强的“书写”这里，“艺术”没有市场。再者，既然坚持说书法是“艺术”，这里就不妨再重温一下，看一看书法到底是哪一门“艺术”。
　　书法是为捣乱汉字而设置的。主要表现在“三乱”之上。所谓“三乱”，即“笔形之乱”、“草书之乱”与“作式之乱”。书法是有组织、有领导、有预谋、有纲领的愚民工程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书法的总纲领是“解散”卓隶字等。思想纲领是“心存委曲，各象其形”等。操作纲领则是“一波三过折笔”与“龙蛇相钩连不断”等。
　　“笔形之乱”，指将单一内容的写线，用所谓“开张隶体”的方法，讹变而成繁杂之形，如“刀剑形”与“骨骼状”等。用书法的行话说，或作“击石波”、“隼尾波”等，或如“百钧弩发”、“劲弩筋节”、“万岁枯藤”、“千里阵云”等，或如“交戟横戈”、“剑锷刀锋”等。于是，一方面，是“横”不平，“竖”不直。将简单划一的一支写线，变成五花八门、各自不同的奇形怪状。将简易的事物，扭曲成繁难的事物。另一方面，则是“刀光剑影”之下，“尸横遍野”，“骨髅成堆”。由此联想到“磔”的历史典故，即古代“五马分尸”的酷刑，简直令人不寒而憟。
　　“草书之乱”，指将结构完整的字体，讹变而成“字不像字”、“画不像画”、“图不像图”的“三不像”符号。用书法的行话说，或“损隶之规矩”，“圆不副规，方不中矩”，或 “不规不矩，气有余高，体无所主”，或“如其流速拔茅，其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唯知音者乃能辨焉，……即解散隶体”等。在草书那里，既无汉字的结构章法可言，也无笔顺序列等可言，甚至连书法自订自用的所谓“横”、“竖”、“撇”、“捺”之类书法“法典”，也不知所踪了。有章不循，有法不依，擅自恣意另作“图”形，构图失据；化整为散，以无代有，或变清晰为模糊，变实在为虚无，也即变成不伦不类、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所有这些正是所谓“草书”的基本目的。其要害，是试图通过对字体结构的变相重塑，将笔划分明、结构分明的一个个汉卓（隶）字，尽可能地予以“解体”，同时变成一个个“不伦不类”的、甚至“什么都不是”的所谓“图形”，让文字陷入虚无迷幻的混乱境地，从而削弱人们的“聚焦”心理。这些不仅说明“草书”具备了那些“装神弄鬼”，“故弄玄虚”，或“装腔作势”等玄学本质和特征，而且反映了草书“目空一切”、“天下一尊”的“颠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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